記育成高中實習雜感
實習生：呂家銘
實習日期：2008年5月12日至2008年6月20日
一）來臺動機
有很多人問我爲何千里迢迢到臺灣來實習，其實一開始的理由很單純，即是要親身體驗臺灣的國文教育。畢業後我亦將成爲一名中文教師，因此我覺得有必要豐富自己在中文教學上的經驗。臺灣與中國大陸作爲中華文化的重要堡壘，其在中文教學方面的經驗尤爲可貴，肯定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新加坡借鑑的。我目前在大陸念大學，對於大陸的教育略有瞭解，所以才會萌生來臺灣學校實習的想法，以期能夠更全面地審視中文教育的整體局勢。
二）關於臺灣的教育政策
我認爲兩國教育的一個最大差別，在於臺灣禁止對學生進行能力分流，而新加坡則是採取截然不同的立場態度。在新加坡，學生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就必須接受分流考試，就母語、數學與科學這三門科目選擇合適的學習難度（高級、普通、基礎）；升上中學（即臺灣所謂的“國中”）後，當局又會依據學生的小六離校會考成績，將學生分配到不同的源流（快捷、普通學術、普通工藝）。由於新加坡學生的華文水平差異極大，為了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則，中學華文課程的分類情況就更爲細緻複雜，包括高級華文課程、快捷課程、普通學術課程、普通工藝課程、華文B課程、基礎華文課程。多年來，新加坡的分流制度一直是民衆熱烈討論的重要課題。如電影《小孩不笨》所刻劃的，分流制度的最大弊病是給學生貼上無形的標籤，助長校園歧視與社會階級分化的情況。此外，繁瑣的課程分類還將加重教師備課的壓力，並使課本的編寫工作更爲艱巨。
誠然分流制度存在上述種種缺失，但其在某种程度上確實能夠按個別學生的學習能力提供難易度相對匹配的課程内容。特別是到了高中階段，各科目都要求學生具備相當高的能力水平，而學生的學習性向在這個時期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有鑒于此，要求每一個學生成爲樣樣精通的全才已不太實際。新加坡的高中教育跟臺灣不太一樣：新加坡一般只有25%的學生能夠上高中，因此高中基本上已不再採用分流制度，而是更傾向於專門化的教學方式；學生只須選擇三至四門科目，其他科目的知識傳授則是在國中階段完成。臺灣高中的收生比例比較高，學生修讀的科目也比較多，因此對於那些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而言，高中教育或許會成爲他們難以逾越的一道高墻。有鑒于此，在不改變目前高中教育的通識性質的前提下，分流制度或許能夠緩解部分學生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否則將學習能力差異極大的學生置放在同一個學習環境中，雖然可以消除歧視的問題，卻也未必有利於發掘每個學生所具備的學習潛勢。
其次，我覺得多元化的升學途徑是臺灣教育的另一特點。臺灣的大學要求報考學生出示學習檔案和備審資料，讓校方全面地評估學生在考試以外的整體學習表現。如此一來，學生也不會由於一次考試失利，而斷送他們升學的機會。我尤其欣賞臺灣的“繁星計劃”。它讓社區高中學生更有機會考入著名國立大學，拉近了社區高中與明星高中之間的差距，有利於人才資源的平均分佈。新加坡亦有學生蜂擁報考明星學校的情況（而且這樣的情況從國中就開始了），許多學生爲了進入名校而選讀自己毫無興趣的科目，以致成績欠佳，最後連大學都考不上。有鑒于此，“繁星計劃”的概念非常值得新加坡當局借鑑。然而，新加坡向來以英才制度治國，任人唯能，因此公衆勢必會質疑“繁星計劃”對社區學校學生的特殊關照是否合理。多年來，新加坡一直試圖打破“一考定終身”的模式，卻始終不能克服評估標準的客觀性問題。礙於社會觀感，新加坡大學目前主要還是以統一會考成績為入取標準，畢竟它仍是一個較爲客觀公平的評鋻方式。
再者，我認爲在高中推行選修課程是一個很好的想法，為相對統一化的教育制度增添些許個人化的特質。新加坡也曾想過在國中階段推行選修課程，但其中涉及到諸多難點。首先，是師生人員調度的困難。其次，是學生在對選修課程這一非考試科目所抱持的學習心態與接受程度。一般上，只有那些會影響升學的科目才能得到學生的重視，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情況。而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下，當局也很難對五花八門的選修課程予以放諸四海皆準的統一評分。考慮到以上種種因素，當局最終還是決定將這個計劃暫時擱置。臺灣的高中制度比較類似於新加坡的國中制度，倘使選修課程能夠成功地在臺灣高中推行，其經驗亦可為新加坡所借鑑。
三）關於國文教育
儘管許多人感歎臺灣學生的國文程度日益低下，但就國文課程内容而言，我個人感覺在兩岸三地之中，要屬臺灣的水平最高。臺灣的國文教育不僅要求語言能力的掌握，更特別強調國學常識的傳授。由於臺灣的國文學測基本上沒有範圍，因此它更能考驗學生平素的文化積累，而非臨時抱佛腳的背書功力。前一陣子，有很多人批評新加坡中文試卷的造句與填寫漢字兩個項目，說學生只需要死背例句與字形即可過關（因爲出題範圍只限於教育部所頒佈的必考詞彙表）。於是當局便決定抽掉這兩項目，加重文章理解的部分，以爲這樣就能夠解決學生死記硬背的問題。然而，新加坡的情況與臺灣不同，很多新加坡學生連一些常用漢字都不會寫，抽掉這些“死記硬背”的項目只會讓學生的語言基本功變得更弱。
中文作爲臺灣的國語，國文科的高要求也是理所當然。大多數新加坡學生不以中文為第一語言，中文亦非新加坡的行政語言，故我們不可能以臺灣的高標準去要求新加坡學生。但幾年前當局開設了雙文化課程，旨在培養精通中西文化的雙語人才。我們知道要真正掌握中文這門語言，不能只停留在聽説讀寫的能力，更須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向來以經濟效益為主導，在語文學方面則過於強調功能性與實用性（即便是英文教學亦是如此），這是一個重大的偏失。因此，臺灣國文教育對於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可以給我們極大的啓示。
臺灣國文試卷中很多題目都出得極有創意，簡直讓人拍案叫絕。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96年學測模擬試卷有一題要求學生根據張潮《幽夢影》的一段話，按各古書在《四庫全書》中的分類為其選擇適合閲讀的季節。這樣的題目不僅突破了傳統簡答題的刻板形式，題目本身就包含了豐富的國學内涵。此外，我校一年級國文期中考試中有一題以孔子拒見孺悲的故事為依據，要求學生判斷劉寶楠《論語正義》及朱熹《論語集注》的説法何者為正確。學生首先必須具備特定的知識背景，才能有限度地進行發揮。回答這樣的題目，猶如戴上腳鐐跳舞，既能判斷學生對特定知識的理解程度，也能考驗學生的思辨能力。臺灣的國文試卷就連作文題的形式也千變萬化，跟新加坡亙古不變的呆板題型有著霄壤之別。新加坡一直主張要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然而這一理念卻始終沒法貫徹於中文科目之中，實為遺憾。
與新加坡不同，臺灣採取的是“一綱多本”的前衛做法。對於“一綱多本”的諸种利弊，老師們大多心裏有數，我在此無須贅言。然而，我發現我們學校各年級採用的課本版本竟不相同，這樣的做法讓我有些費解。或許每個年級的老師都有他們各自的考量，但就教學的實際效益而言，這樣的做法不利於校内的資源分享。由於各年級所用的課本版本不同，上一個年級老師的教學心得與學習資源就無法被下一個年級老師所善加利用，這不僅會加重教師的備課壓力，也會導致各年級教師在交流溝通上出現斷層。我認爲各科目可考慮建立一個中央教學資源庫，供所有校内教師參閲使用，而這就必須以統一全校各年級所使用的課本版本為前提。
四）關於學校與學生的情況
在學校的人事運作方面，我觀察到學校的行政工作主要是由一部分老師來擔任。由於這些老師身兼行政職務，故其所肩負的教學工作也遠比其他老師來得少。然而，我個人認爲行政工作人皆可任，但教師卻是一個專門職業，需要經過正規訓練的人方能勝任。因此將老師從教學崗位抽出來擔任行政工作，不免有些可惜。在新加坡，除主任級以上的人物之外，教師們雖也兼任其他行政職務，但他們仍然是以教學為重心。
至於學生方面，臺灣的學生要比新加坡的學生更爲活潑好動。老師與學生之間往往有著亦師亦友的良好關係，培養了深厚的情誼與信任。可是在課堂上，我覺得學生還是有必要對師長表示一定的尊敬。學生在上課以前一般都沒有向老師起立行禮的習慣。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是一種流於形式的舉動，無關宏旨。但即便它只是一種形式，亦不失爲一個象徵課堂正式開始的標誌。由於每兩節課中間都會夾著十分鈡的休息時間，老師在上課之前往往需要花時間平復學生的情緒。倘若要求學生在上課前起立行禮，便能夠讓他們意識到休息節已結束，必須定下心來上課。有了這一環節，也能為提供老師一個切入點，便於他們開始授課。否則，面對一班仍然處於“休息狀態”的躁動學生，老師有時會感到不知所措（至少我上課時會有這樣的感覺）。再説，尊師重道本是天經地義，我們理應向學生灌輸這樣的美德。此外，我也覺得老師應該更注重學生在課堂上的服儀妝容，因爲它關乎學生的上課心態以及對老師的尊重程度。學生身著款式各異的衣服上課，放眼望去很不協調；趿著拖鞋上課的學生也有，光著腳丫子上課的學生也有。我甚至還見過有學生當著我的面前脫下制服褲，穿著四角内褲上課。面對課堂上各種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景象，真是讓我哭笑不得。雖然一個輕鬆自在的環境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益，但一些無視課堂紀律的逾矩之舉亦不可姑息。
此外，我個人認爲徹底解除髮禁未必是一件好事。學校禁止學生染髮是一個明智之舉，否則學生一個個頂著奼紫嫣紅的頭髮來上課，委實有損學校的莊嚴性。當然，隨著社會風氣的改變，我們不可能以昔日之標準苛求今日之學生，但學生還是必須維持學生應有的形象。學生“披頭散髮”來上學不僅有礙觀瞻，亦會影響其在課堂上的精神面貌，進而影響學習的效益。最理想的狀態便是在專制僵化與放任自流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靈活彈性處理學生的髮型問題。
五）結語
以上是我這些日子在育成高中的一些感思，但畢竟我在臺灣的時間不長，對於臺灣國情的暸解亦相當有限，如果我說的話有什麽疏舛之處，還望見諒。總的來說，此次的臺灣實習經驗讓我獲益良多，不僅讓我見識了臺灣國文教育的厚實精深，亦讓我對臺灣的教育制度有了粗略的瞭解，可說是超過了我預期的學習目標。近年來臺灣大刀闊斧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臺灣教育界可說是正處多事之秋；98課綱還未正式推行就已備受爭議，甚囂塵上。最近香港教育部也宣佈其所推行十年的母語教育方針有“微調”的必要，實際上即是承認了母語教育的失敗。誰都無法準確無誤地預見一項新政策能否成功，唯有時間方能驗證其有效性。我們都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才摸索出一條解決問題的出路。任何新政策一出臺不可能白璧無瑕，其在推行的過程中也勢必會遇到各種阻力與困難。關鍵在於有關當局能否視情變通，及時處理，調整新政策以使其達到其所預設的效果。
